李怡先生在蘋果文章中，說民主黨與中央談判，使中央實質上直接插手香港事務，這也是筆者最先反對談判的理由之一．
依基本法，中央只負責香港的外交與國防，但人大釋法之後，變成中央也直接干預香港的政治制度設計，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，人大要這樣做，法理上有根據，但與中共的承諾相違．中共承諾不兌現，這也不是第一次了．
因此香港人面臨兩難的處境，一方面與中央談等於變相承認中央干預香港內部事務，但不與中央談，中央又把住香港的憲政權力．
民主派如拒絕中央，把大門關上，永遠不接觸不談判，那只好永遠停留在街頭抗爭的階段，永遠也不能在制度層面上有任何寸進．
相反的，民主派打開與中央接觸的大門，事情才有轉寰的餘地，代價雖然是打開大門讓中央來干預香港，但實質上，民主派是否打開大門，中央都一直在干預香港了．
民建聯的錢何來？還不是中央的大水喉射住？中央通過人大釋法，還不是一直在干預香港的政制發展？特區政府有什麼話事權？還不是要看中央的臉色做人？這是沒有辦法的事，現在只有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，爭取一個相對比較可行的方法．
因此，民主黨做這件事，雖然於事理上不通，但在實質利益上卻有所得，這也是香港人不得不接受的現實．
李怡先生說的政治倫理固然沒錯，向現實低頭，而又不違基本原則，這是不得不行的一步．
反之，如照公民黨與社民連目前的路線，一於對抗到底，那是否能對香港民主的進程有實質的推動？
投降不投降，是氣節的問題，妥協不妥協，是策略的問題．本質區別在這裡，民主黨日後如一直妥協下去，不作抗爭，失去獨立性，那就證明他們投降了，如果他們還堅持抗爭，而且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，那就不存在投降問題，眾目睽睽，且看他們如何行事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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